朋友:
第一信曾谈到,孙中山先生知难行易的学说,和不读书而空谈革命的危险。这个问题有特别提出讨论的必要,所以再拿它来和你商量商量。
你还记得叶楚伧先生的演讲吧?他说,如今中国在学者只言学,在工者只言工,在什么者只言什么,结果弄得没有一个在国言国的人,而国事之糟,遂无人过问。叶先生在这里只主张在学者应言国,却未明言在国亦必言学。挥代英先生更进一步说,中国从孔孟二先生以后,读过二千几百年的书,讲过二千几百年的道德,仍然无补国事,所级读书讲道德无用,一切青年都必须加入战线去革命。这是一派的主张。
同时你也许见过前几年的上海大同大学的章程,「里面有一条大书特书:“本校主张以读书救国,凡好参加爱国运动者不必来!”这并不是大同大学的特有论调,凡遇学潮发生,你走到一个店铺里,或是坐在一个校务会议席上,你定会发见大家窃窃私语,引为深优的都不外“学生不读书,而好闹事”一类的话。因为这是可以深忧的,教育部所以三令五申,“整顿学风!”这又是一派的主张。
叶恽诸先生们是替某党宣传的。你知道我无党籍,而却深信中国想达民治必经党治。所以我如果批评叶浑二先生,非别有用意,乃责备贤者,他们在青年中物望所系,出言不慎,便不免贻害无穷。比方叶先生的话就有许多语病。国家是人民组合体,在学者能言学,在工者能言工,在什么者能言什么,合而言之,就是在国言国。如今中国弊端就在在学者不言学,在工者不言工,大家都抛弃分内事而空谈爱国。结果学废工驰,而国也就不能救好,这是显然的事实。恽先生从中国厉史证明读书无用,也颇令人怀疑。法国革命单是丹东、罗伯斯比尔的功劳,而卢梭、伏尔泰没有影响吗?思想革命成功,制度革命才能实现。辛亥革命还未成功,是思想革命未成功,这是大家应该承认的。